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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多年以前,武城县城还在现在的老城镇,当时的县医院有一位医术精湛,道德高尚,享誉运河两岸的好大夫,他就是我的伯父——张士儒。

他之所以走上行医之路,是因为少年时代有一段类似于影视剧情节的经历,那是一段真实的惨痛经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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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03年左右伯父八十多岁时的留影,额头伤痕清晰可见。)

解放以前,山东河北一带贫苦百姓为了谋生纷纷去闯关东。当时我的伯父随老家很多人来到了哈尔滨,靠卖苦力维持生活。

抗日战争末期,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,帮助中国迅速消灭了日本关东军。战争结束了,苏军没有撤退,继续在中国东北驻军。

有一天,我大爷正走在哈尔滨的大街上,一辆苏军坦克从他身后开过来,上面的苏军士兵“呜哩哇啦”喊着,大概意思是让行人躲开。当坦克来到我伯父身后时,我伯父也没听到,坦克上一个士兵用枪托砸过来,恰巧我伯父正回头,一下子砸在他额头上,当时就倒在地上昏迷了,鲜血直流。苏军士兵看了看,他们一溜烟开坦克跑了。

恰巧,附近有很多山东老乡,他们赶忙把他送到附近一个医院救治,算是保住了性命。可是,我伯父欠下很多医疗费,我伯父跪求医生在这个医院里做勤杂工,不给工钱顶药费。于是,我伯父就在这里打杂儿。医院的老板一看这孩子为人老实忠厚,还很听话,干活从来不偷懒,很喜欢他,而且还有点儿文化,就让他在里面跟着学习医术,给大夫当助理。我伯父悟性很高,掌握得很快。几年后,他也能给病人诊断用药了。

后来,山东老家形势稳定了,伯父于是回到老家武城。当时国家缺乏医疗人员,他被招进了刚成立的县人民医院,当了一名医生,六十年代成了院长。

凡是找他看病的都说,张大夫脾气特好,脸上总是带着微笑,说话时柔声细语,让人感到亲切。他见病号的第一个动作,是先轻轻地拍一下病号的肩膀,如果是小孩子,他就先弯下腰,再轻轻抚摸一下孩子的头,接下来再和颜悦色询问病情,从来没有对病号着急过。无论是领导干部,还是农村普通百姓,都做到一视同仁,童叟无欺。

他对工作特别细致耐心,那时候,打针的针管还不是像现在一样用的一次性针管。都是重复使用的玻璃针管。有的医生用热水冲一遍就开始扎针。而我伯父用滚烫的热水反复冲好几遍才开始用。他无论多忙,这种打针程序毫不马虎和将就。他就是这样对病患负责。

他特别善良,病人如果没钱,他也不会把你拒之门外,先看病,钱后面再说,病人大不必担心因为没钱或钱少耽误治疗。我听赵庄的一位老人回忆:“有一回得重感冒,去找张大夫,他说需要在医院里输液,我身上的钱不多,说给我开些退烧药,我回家去吃就行,张大夫就问我,是不是钱不够啊?不要紧,我给收款的说,先把帐记我头上,你先赶紧输液去。什么时候有了钱再还我就可以。就这样,我才安心住院。直到过年前,生产队里分了钱才给张大夫送去,其实和张大夫并不熟悉,他只知道我是赵庄的。送钱的时候,我给张大夫送了一些棒子面,他非要再找给我钱,我坚决不要,虽然最后张大夫收下了,但临走非给我一件棉袄!这件棉袄多少年了,我还好好放着。”

后来,县医院搬迁到新县城去了,他做为县医院的领导,却没有跟着去,因为他觉得舍不得离开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地方,这里有很多因为看病而结交的很多老朋友。从县医院领导成了镇医院领导,职务没升反降,他却毫不在意,他说,当不当领导不要紧,只要能给病人看病就是最好的。

八十年代初,我大爷离开了工作一辈子的老城镇医院,离休回乡。

离休后,他在家养花种草,还养了几箱子蜜蜂,喂了很多只兔子。没事就拉二胡,打太极拳。他从来不和家人一起吃饭,他总是单独做养生餐,家人觉得不好吃,就干脆让他自己做自己的。晚年生活过得很是惬意。虽然离休了,很多他的老病患总是从各地赶来找他,因为信任他,他有求必应,但是,只给开药单,自己去别处里抓药,他是分文不收。他说,我是离休待遇,国家给的钱花不了,还能靠这个再赚钱吗?

他在九十岁时,知道时日不多,提前写好了遗嘱,把后事都交代明白,尤其是财产分配,一清二楚。因为他是离休待遇,当时每月离休金就达六千多,留下了不少积蓄。为了不让下面子女产生矛盾,他在遗嘱上把遗产分配写得明明白白。

一个善良的老人后来终于寿终正寝了。武城县人民政府、武城县委老干部局及县各卫生部门都送了花圈深表哀悼。

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!伯父虽然去世了,但他的善良的品质,伟大的人格魅力却永远活病患者和家人们心中!

愿伯父大人地下安息!(张汝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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